朱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颗永不陨落的璀璨明星，虽然他1933年29岁投江自杀距今已80多年了，但其短暂一生的成就、影响及疑窦仍为学界津津乐道。他人生辉煌的顶点，是在安徽师范大学第一历史时期——省立安徽大学任教，因此他是安徽师范大学校史上一位永远令学子们景仰、缅怀的大师。
一、朱湘的生平
朱湘，字子沅，安徽太湖人，据说祖籍婺源，传为宋理学家朱熹共38代之后，其祖父因避战乱转籍太湖。朱湘1904年10月4日出生于湖南沅江上游的沅陵县，是其父朱延熙最小的第五个儿子。朱延熙官至二品，是清代光绪年间的翰林，钦赐进士，在湖南任道台十余年，因政绩突出，被同治皇帝钦赐“功高九万里，道台十三春”金匾嘉奖。朱延熙元配余氏生子后因病早逝，续娶湖广总督、清代洋务派著名人物张之洞胞弟张之清的女儿为妻，婚后张氏又生了二女四男，朱湘是最小的孩子，深得朱延熙宠爱。朱湘之名，即为其父为纪念他的出生地而取的，以湘为名，以沅为字，体现了朱延熙希望这个在湖湘出生的小儿子能浸润湘沅之灵气，追慕屈子之遗风，有所作为。朱湘不幸3岁丧母，1914年11岁时丧父，由大哥抚养长大。
朱湘虽然幼年不幸，但聪颖过人，自幼好读，六岁时即延师开始接受启蒙教育，先后读过 《龙文鞭影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史记》 等书。朱湘七、八岁时，即能作文；10 岁回太湖老家，请塾师专教，八岁入小学。父死后，13岁时由大哥带至南京就读于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附属小学。1919年下半年入南京工业学校预科学习一年，并在青年会学习英语，受 《新青年》 影响，开始赞同新文化运动。由于从幼年起就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和深厚的学识功底，朱湘1920年15岁时就以优异成绩考入赫赫有名的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，并插入中等科四年级。1927年以清华公费同柳亚子之子柳无忌等人一起赴美国留学。原定在美留学五年，但朱湘二年后未获学位，提前结束学习回国。1929年9月12日朱湘离美，原拟应闻一多邀请到武汉大学任教，但在1929年12月到上海遇到清华时的同窗好友饶孟侃，临时改变主意，二人一同来安庆任教于成立不久急需人才师资的省立安徽大学，被聘为文学院教授兼外语系主任，写下了他人生中在省立安徽大学任教的辉煌一页。
二、朱湘的成就
朱湘是著名的现代诗人，新月诗社的代表人物之一，在二十年代清华园，他与饶孟侃（字子离）、孙大雨（字子潜）、杨世恩（字子惠）四个著名的学生诗人，被称为“清华四子”。朱湘在入清华学校读书的学生时代，即对新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1921年开始写新诗。1922 年，18 岁时即在 《小学月报》 第13卷发表了新诗处女作 《废园》：
有风时白杨萧萧着，无风时白杨萧萧着，萧萧外更听不到什么；野花悄悄的发了，野花悄悄的谢了，悄悄外园里更没有什么。1923年，朱湘加入“文学研究会”，会员编号第90号。同时他还参加了闻一多、梁实秋等人组织的“清华文学社”。朱湘在校期间一边读书，一边致力于新诗创作，陆续发表了许多新诗，并翻译了罗马尼亚民歌和英国诗人怀特、丁尼生、勃朗宁、雪莱和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。爱好文学的偏好，致使朱湘经常旷课，加之违反斋务处的规定被清华学校开除。朱湘离开清华后，以大量时间搞创作。1925年1月，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 《夏天》。1926年4月，他应闻一多、徐志摩之邀，参加他们主办的 《晨报》 副刊“诗镌”的编辑工作。1927年8月，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诗集 《草莽集》。1934年，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生前编好的第三部诗集 《石门集》。1936年，上海图书公司出版了他的文学评论集《永言集》。三部诗集共收录诗220首、散文诗三首、诗剧一首。朱湘的诗歌成就，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人之一，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留下了声名远播的影响。
三、朱湘的个性
朱湘天资聪明，但性格倔强、孤傲，这就注定了他短暂一生的悲剧。
1919年朱湘考入清华学校时，中文和英文学习成绩十分突出，新诗更是颇负盛名，但他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，经常为了偏爱文学而逃课，对一些枯燥无味的必修课和选修课，干脆不上，旷课逾年。当时学校斋务处制订一个在早上学生吃早餐点名的制度，朱湘非常厌恶，决心抵制，经常故意不到或迟到（共迟到27次），由于旷课和故意违反斋务处的“制度”，累积记满三次大过，于1923年冬离留学仅剩半年时被学校开除。著名学者罗念生当时也在清华，他说：“这样的开除，在清华还是破天荒第一次，轰动全校。我因此想去看这位同学，只见他在清华西园孤傲地徘徊，若无其事，我心里暗暗称奇”。由于他的才气，学校同意让他写个检查、承认错误，可继续留校学习。清华是校纪严肃又重视人才的学校，有的人如闻一多因参加社会活动被留级一年，他坦然面对。但朱湘却不行，他选择离开。朱湘在给清华文学社顾一樵的信中说：“我的中英文永远是超等上等”，离开清华是“向失望宣战，这种失望是多方面的”，但“清华又有许多令我不舍之处。这种两面为难的心情是最难堪的了。反不如清华一点令人留恋的地方也无倒好些”。他不满意清华在于：“人生是奋斗的，而清华只钻分数；人生是变换的，而清华只有单调；人生是热辣辣的，而清华只是隔靴搔痒。”朱湘离开清华后，只身去了上海，写诗、当编辑、代课谋生。诗集 《夏天》 问世后，因与徐志摩往来甚殷，朱湘知名度蹿升，孙大雨向当时校长曹云祥求情，希望让朱湘复学。曹问：“朱湘果然有天才吗？”孙说：“绝顶聪明”，曹说：“那就让他回来吧。”于是，朱湘1926年秋回清华复学。
朱湘被开除离开清华到上海谋生期间，回到南京与其父指腹为婚的刘霓君完婚。刘霓君原名刘彩云，“霓君”是婚后朱湘给她取的号。婚礼是在朱湘的大哥家举行的。父亲去世，长兄为父，大哥代行家长职权。这位大哥是朱延熙元配余氏所生，性格暴躁，称朱湘为“五傻子”。“五傻子”之称是因一次家中宴客，正值五月天，朱湘找不到见客的马褂，就穿了一件棉马褂，兄长们讥他为“五傻子”。大哥向来不喜欢这个“五傻子”弟弟。朱湘举行婚礼时，大哥硬要朱湘要像对待父亲那样对他磕头，行跪拜礼。朱湘坚决不从，说：我们都是受过新教育的，不搞旧的那一套，要行礼，也只能行鞠躬礼。大哥的脾气亦偏执、倔强，见弟弟不从，于是大闹新房，又砸又摔，把个新房搞的一塌糊涂，拜堂的龙凤烛也被摔成两截。朱湘同大哥大吵一架，一气之下，当晚就带着新娘子离开了大哥家。足见其兄弟俩相同的倔强性格。
朱湘在留学美国时，也表现了他的鲜明性格。1927年8月，朱湘以清华公费到美国劳伦斯大学留学，原定学习五年，但朱湘只学了两年，没有获得学位即回国了。在美国两年中，朱湘三次转学，其中原因固然有朱湘的爱国情操，但也有个性方面的原因。试举几例：到美国后的一天，几个同学相约去看戏，他们先把剧本看了一遍，朱湘看到里面有几句讽刺华人吸食鸦片的话，十分气愤，立即把花一美元买来的戏票撕了。又有一次在法文课上，老师要学生朗读都德的游记，其中有一段形容中国人像“猴子”一般，美国的男女学生都哄堂大笑起来。朱湘气得脸色铁青，他认这是对中国人的侮辱。从教室出来，朱湘阴沉着脸，一言不发地回到宿舍就爆发了：“我要退学！”他不是说说发泄一下，而是言必行、行必果。经过接洽，朱湘随后就离开劳伦斯大学转到了芝加哥大学。
在芝加哥大学的第二个学期，朱湘选了一门课，没想到那门课老师怀特教授不愿意让中国人来上他的课，看到朱湘在里边，心里很不高兴，就故意找茬。有一次上课时，怀特带了几本书发给学生看，朱湘看完就送回讲桌上，并亲眼看到老师把书拿走了。没想到过了几天，怀特说有人借书不还，当场追问，先从朱湘坐的第一排问起，问到朱湘后就不再往下问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正如朱湘所说，分明无非是说中国人把书藏起来了。下一个学期，朱湘无课好选，又选了怀特的一门课，该老师故伎重演，又在班上说书的事了。朱湘忍可忍，决心回击一下，就在课堂上指出老师讲解的错误。怀特怀恨在心，故意讲中国的国耻，例如葡萄牙那样的小国都把澳门占了之类话羞辱朱湘。还有一次，班上分明是7个人，怀特却讲只有6个人，有学生纠正，他仍说只有6个，只能借6本书，分明没把朱湘计算在内。朱湘忍可忍，又从芝加哥大学转到俄亥俄大学。朱湘情绪常常失控的原因，与其早年少孤的家庭环境有关。他父母早丧，抚养其长大的大哥又性格暴戾，使朱湘有寄人篱下之感。他心中积怨过深，总想找一个突破口来发泄一下。这可能就其性格怪异的根源。
正直不阿的个性，加之思念妻儿，成为朱湘提前结束留学回国的动因。朱湘 1924 年夏与刘彩云结婚，1926年秋重回清华时，生女小东。留学期间，朱湘儿女情长，心中时时怀着对爱妻娇儿刻骨铭心的思念，每月80美元的留学公费，别人不够用，他还每月节俭二三十元寄回养家。经过三次转学，朱湘已无意在美国求得学位，他感到“在美国住得越久，就越爱自己的祖国”。同时也非常思念妻儿，在美国两年中，朱湘给妻子写了94封情书，每封信都有编号。在第33封信中他决定不取学位的时候，对霓君说：“老实一句话，博士什么人多考得，像我这诗却很少人能作出来”。在这些情书中，他写谋生之艰辛，为钱所困的尴尬，更多地是如水的柔情，对妻子日常生活的关照、叮咛和夫妻间的体贴、呵护。朱湘去世后，好友罗念生将这些情书编辑出版，书名 《海外寄霓君》，与鲁迅致许广平的 《两地书》、徐志摩致陆小曼的 《爱情札记》、沈从文致张兆和的 《湘竹书简》，并称为新文学史上的四大情书经典。
四、朱湘在安大
朱湘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正式大学执教生涯，是在安徽师范大学前身——省立安徽大学度过的，这是他人生的辉煌顶点。他从美国一回国即被省立安徽大学聘为文学院教授兼外文系主任，年仅 25 岁，月薪 300 大洋，属教授第一档次（校长杨亮功500元，同时被聘的苏雪林200元），反映了学校对他这位“海归”留学生加著名诗人的重视。他到安徽大学任教后，即把妻儿接到安庆一起生活，并在安庆锡麟街租了一栋二层小楼居住，过起了惬意体面的生活。朱湘执教期间，为了“以便用世界眼光去介绍外国文学”，努力培养一批翻译人才。他的理想是：吸收外国文学“合理内涵”的精华，与中国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相结合，创造出新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文学。为此，他拟定了一个宏伟的计划，一面广揽名师，一面整顿内务，加强课内课外对学生教授，经常参加学生“文学社”活动指导学生，还把从美国带回的书籍捐赠资料室供学生借阅。深受学生好评。他信心百倍，踌躇满志。但好景不长，在安大仅仅生活了二年半时间，即离开了他所倾心想干一翻事业的省立安徽大学。那么他为什么离开？是怎样离开的？身后留下了许多令人津津乐道、众说纷纭的疑点和讹误。
1、朱湘的就聘。朱湘离开美国，于1929年12月到达上海，而后来到省立安徽大学，正式受聘任职是1930年1月。那么他来安大任教究竟是谁聘任的呢？有人认为“校长王星拱曾经是少年中国会的成员，思想开明，这让朱湘欣赏备至，决心助王一臂之力，因此受聘为外国文学系主任”《安徽师大报》（116期）。王星拱1929年6月被安徽省政府聘为安徽大学校长，1931年1月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，校务工作交由文学院院长杨亮功全权代理。不久，杨亮功即被省政府正式批准为校长。杨亮功主政学校期间，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，重金从全国广聘名师和博学人才来校执教。诸如郁达夫、陈望道、周建人、苏雪林、陆侃如、冯沅君、何鲁等都是此时被聘到安大任教的，由于诸多大师级人物的汇聚，使省立安大一时声誉鹊起，获得在“京沪一带，仅次于同济”的美誉。朱湘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同时被聘到省立安大任教
的。由于王星拱1931年1月已离开学校上任武汉大学，实际主政学校的是杨亮功，因此朱湘应为杨亮功所聘更为确切。
2、朱湘的离校。朱湘是何时离开学校的？为什么离开省立安大？《安徽师大报》 第 73 期，“朱湘以死抗暴政”说 1933 年，朱湘教授因不满反动当局的作为，愤然辞职离开了安徽大学。《安徽师大报》 172期“朱相与省立安徽大学”中说“1932年暑假，朱到上海约请赵景深先生到安大教书，由于赵所在书局坚决挽留，未能成行。次年5月，朱湘又到上海，邀请赵景深、戴望舒、方光焘等到安大任教”。上述二说均提到“1933年”，一说1933年辞职，一说1933年5月朱湘还在为学校奔波请教师。据查“安大周刊”，1932 年 4 月 21 程演生接替何鲁担任校长后，朱湘又出席过一次“校教务委员会”会议，此后再召开的此类会议，出席人中再不见朱湘身影。朱湘自杨亮功任校长时期一直以教授兼外文系主任的身份参加“教务会议”，历次会议出席人中均可查证。如果1933年5月还在学校，《安大周刊》 在报道这一时期的“教务会议”出席人时不可能将朱相遗漏。另据苏雪林“我所见于诗从朱湘者”所述：民国“二十一年十月间我在武大，有一天接到一封朱诗人由汉口某旅社寄来的信，信里说他要赴长沙，不幸途中被窃，旅费无着，想问我通融数十元。那天我恰巧有事要到汉口，便带了他所需要的钱数寻到他的寓所”，“寒暄之下，才知道他久已离开安大”。“民国二十一年十月”即为1932年10月，“他久已离开安大”，不可能是一个月二个月的事情，因此不可能1933年5月还去上海为学校约请老师。
那么，朱是怎样离安大的？为何离开？一种意见认为“愤然辞职离开了安徽大学”，一种意见认为朱湘因为人事、欠薪等问题“多次我校方理论、争吵”，特别是妻子在安庆生的一个幼儿，因没有奶吃，又病了无钱医治，哭了七个昼夜饿死，朱湘与校方大吵了一顿。有人认为“他争吵的结果遭到了校方的拒聘”。究竟是辞职还是被拒聘？我认为被拒聘的可能性更大。第一朱湘个性孤傲、固执、偏狭，人事相处往往不够融洽，据说校方将他主持的“英文文学系”改为“英文学系”令他很不满，与学校发生矛盾。其次，朱湘出言不逊，往往得罪同事。当时省府“财政奇绌”，办学经费不能按时拨发，为向政府讨薪，校方拟派4名代表到省政府谈判，有人推举了苏雪林和冯沅君（冯友兰之妹、陆侃如之妻，当时陆、冯夫妻均在学校执教），朱湘却怪笑着说：“请女同事去当代表，我极赞成，这样经费一定会下来得快些。”这怪里怪气的语言惹得苏雪林大怒，差点和朱湘发生当面冲突。
朱湘因个性和言论与闻一多等人也发生过不快。1926年，朱湘参与徐志摩、闻一多等人创办的 《晨报》 副刊《诗镌》 工作，因此被视为新月诗派的中坚诗人，但很快就和闻一多闹起矛盾来。当时闻一多刚出版了 《屠龙集》，朱湘马上写了一篇“评闻一多的诗”的文章，指摘闻诗的几大短处，首先是用韵错误，挑出60多处；其次是用字问题，指责闻诗“太文”、“太累”、“太晦”、“太怪”；第三“总是将幻想误认为想象，放纵它去滋蔓”；第四是认为其缺乏音乐性，一口气写了七千字。闻一多很不愉快，致信梁实秋说：“朱湘目下和我们大翻脸。”据说朱湘的大翻脸因 《诗镌》 发表的诗作而起。当年4月15日 《诗镌》 上，闻一多将自己的“死水”、“黄昏”和饶孟侃的“捣衣曲”排在版面上方，将朱湘的“采莲曲”排在一个角落里，朱湘认为自己的诗比他们的好，是闻一多在嫉妒自己，便在4月22日“诗镌”第四期上宣布与“《诗镌》”决裂。朱湘还迁怒于徐志摩，公开说：“瞧徐志摩那张尖嘴，就不像是作诗的人”，称徐志摩“油滑”，“是一个假诗人，不过凭籍学阀的积势以及读众的浅陋在那里招摇”。朱湘言行令人费解，闻一多曾愤怒地说：“这位先生的确有神经病，我们都视为同疯狗一般”。梁实秋也说：“在历史里一个诗人似乎是神圣的，但是一个诗人在隔壁便是个笑话”。
可能正是上述种种原因，导致程演生 1932 年 4 月 21 日接何鲁任校长后，重新履行人事聘任时，没有再聘任朱湘。
五、朱湘的自杀
1933年12月5日，一个冬日的早晨，朱湘在从上海到南京的“吉和”轮上，投江自杀。据说朱湘随身带着两本书，一本是海涅的诗集，另一本是自己的诗作。在自杀前的最后时刻，他一边饮酒，一边吟诗，在轮船即将驶入南京时，纵身跳入长江。朱湘为什么自杀，几乎无人知道他自杀的真正原因。有人说他是“不满现实，以死抗暴政”、“不满反动当局的作为。”《申报》 提出是“黑暗对知识分子的残害”。也有人认为诗人“死于精神抑郁”。而产生“精神抑郁”的原因，一是朱湘孤僻的性格，二是朱湘当时生活落魄。朱湘 1932 年暑假离开省立安大后，先后到了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长沙等地，未能找到正式工作，只能靠作诗卖文为生，而稿费又不能支撑他养家糊口。有时不得不找朋友借钱度日，此间向苏雪林、饶孟侃、柳无忌等人借过钱。而在四处奔波中向朋友寻求援助时，往往受到冷遇。闻一多听说朱湘四处借钱时，曾给绕孟侃去信说：“子沅恐怕已经疯了”，“你若有更好办法，还是不必借钱给他”。有一次在上海，朱湘穿着旧棉袍，由轮船的人“押解”着去找友人赵景珲借钱买船票，行李被押在船上。他到天津找柳无忌，想请柳无忌帮助说情在南开大学谋份教职也没有得到帮助。所有这些都是对朱湘的沉重嘲弄和打击。更要命的是，朱湘在贫困潦倒之时，夫妻感情也出裂痕。自从小儿子死后，妻子开始埋怨朱湘无能，夫妻关系渐渐恶化，最后妻子提出离婚。虽然在留美期间，两人写了很多情书倾诉相思之苦，但归国后久别重逢的欢乐并未持续多久，裂痕日益暴露出来，他们时常发生口角，甚至打架，把家具、摆设砸碎，待和好后再去买一套新的回来。夫妻不睦，缺少亲情，给流浪的朱湘无法提供稳定和安宁的归宿，加剧了诗人内心的凄凉和苦恼。所有这些，构成了朱湘自杀的重要原因。
朱湘的自杀，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，众说纷纭，很多名人都作出了不同解释和感慨。梁实秋认为：“应由他自己的精神错乱负大部分责任，社会上的冷酷负小部分责任”。“朱先生脾气似乎太孤独了一点，太怪癖了一点，所以和社会不能调谐。”
余伟文认为：朱湘自杀“完全是受社会的逼迫”，是“现代社会不能尊重文人的表现”。
何家愧认为：混乱的社会“使他没有生活下去的勇气，使他不得不用自杀来解决内心的苦闷”。
柳无忌认为,不为写文章，“也许子沅不会这样悲伤地绝命”。
谢冰莹认为：朱湘自杀“是为穷”！
闻一多则感慨：“谁知道他继续活着只比死去更痛苦呢？”
朱湘的自杀，既有社会层面的问题，也有个人方面的因素。孤傲、决绝、敏感、清高、刚正、偏狭而又抑郁，是朱湘的典型性格，这样个性的天才，在哪个时代都很难被接受。
然而，朱湘真的自杀身亡了吗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。朱湘跳江后，“吉和”轮上的水手立即进行了施救打捞，但没有找到朱湘的尸体。朱湘生在沅江上游，自小就会游泳，他自杀时，正值长江枯水期，以他的水性，岂能轻易被淹死？朱湘生前好友徐霞村的女儿徐小玉在 《关于人我所认识的朱湘》 中说：“朱投江的那艘吉和轮停船打捞多时，却没找到尸体，而朱湘又是个会游泳的人。父亲认为‘一个会游泳的人岂能选择投水的自杀方式’ 呢？还有一场 ‘奇遇’ 呢！父亲在文中是这样记述的：一九三四年春夏之交，我到北平东安市场买东西，在要走出门时，忽然对面走过来一个身穿汉装短衫的男子，一眼望去活像朱湘。我虽然不信有鬼的存在，但这样一个和朱湘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的出现，却使我像触了电似的愣住了。待我清醒过来之后，这个人已消失在拥挤的人群之中，再也寻不见他的影子。过了几天，我把这次 ‘奇遇’告诉给刚刚回国不久的罗念生兄，他也说自己在东安市场也有过这么一次 ‘奇遇’，他也同样没法解释。”徐霞村是传出“朱湘未死”的第一人，并拉朱湘清华时的同学好友罗念生做见证，增添了人们对“朱湘自杀身亡”的疑窦。
朱湘去世后，刘霓君改嫁，朱湘身后有一子朱海士，不认继父一度沦落到贫儿院。1945年，刘霓君到了昆明，在大街上恰好遇到闻一多，闻亲笔写信并出资让朱海士来西南联大学习，由于飞机误期，朱海士1947年才到昆明，此时闻一多已被暗杀。朱海士后来考入云南大学政治系，解放后因历史问题曾下放到煤矿劳动，1978年3月去世。刘霓君1974年逝于昆明。
朱湘虽然死了，但他的才华永远令世人景仰。他虽然是一位短命的诗人，但在现代新诗史上是和徐志摩、闻一多比肩的大诗人，被鲁讯称之为“中国的济慈”。特别是他在安徽师大历史上度过了人生最辉煌的时期，为我校历史上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过重大贡献。他树立了一代学者风范，是校史上永远令“师大人”尊重和缅怀的一代大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