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徽师范大学电子版 - 第577期(2017年11月30日) - 第02版:第02版      语音播报
 

个体·群体·时代

——读杜甫的《饮中八仙歌》



  《饮中八仙歌》 是杜甫早年的名作,写的是盛唐一群酒徒的豪放之举,尽显盛世风流。这首诗在形式上比较特殊,前人说它“分八篇,人人各异”,今人说“它象一架屏风,由各自独立的八幅画组合起来”。它的形式是如此的独特,以至于我们与其说它是一首诗,还不如说它是一组诗,好像是这八个人物的群像图。
  这八个人都是善饮的酒徒,作者从这一点出发,写出了他们的个性。贺知章虽然是官员(“骑马”是官员的标志),但性格旷放纵诞,曾自号“四明狂客”。杜甫写他酒醉之际“骑马似乘船,眼花落井水底眠”,充分展现了他这种不拘行迹的豪放性格。汝阳王李琎身份特殊(唐玄宗的侄子),所以他可以趁着酒醉向皇帝请求“移封向酒泉”,这样的请求既适合醉酒的场合,也适合李琎的特殊身份。左相李适之“饮如长鲸吸百川,衔杯乐圣称避贤”,这样的豪奢之举只有他这样的高官显贵才能做得出来,也只有他这样的人做出来才显得洒脱。崔宗之因为年轻,又出生高门,这就决定了他的酒态迥异他人。作者结合他的年龄写他酒后的丰姿,颇有魏晋风度:“举觞白眼望青天,皎如玉树临风前。”苏晋佞佛,作者从这里入手,写他“醉中往往爱逃禅”——对苏晋来说,酒的力量超过了宗教的力量。李白是著名的诗人,作者结合他的诗歌创作来写他的醉酒之态,所谓“李白一斗诗百篇,长安市上酒家眠。天子呼来不上船,自称臣是酒中仙”,何等的狂放,何等的快意!张旭是著名的草圣,作者结合他的书法来写他的醉酒:“脱帽露顶王公前,挥毫落纸如云烟。”在酒的刺激下,张旭笔墨飞舞,完全进入了忘我的艺术创作境界,何等的奔放自由!焦遂善辩,作者突出他五斗之后高谈雄辩的卓异之态:“高谈雄辨惊四筵。”让人想象到他口若悬河、语惊四座的神采。
  这样来写,的确把八个人的个性写得鲜明突出。如果这是一组诗,而不是一首诗,这些写当然合理,但作者把它写成一首诗,这就给写作带来了困难。因为这种形式有利于写出人物的个性,但不利于写出群体的共性,而本诗写的就是群体,而不是个体。要用一首诗而不是一组诗的形式来写一个群体,面临着一个困难:写人物的个性,就会淡化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共性;突出他们的共性,就可能弱化各自的个性。但作者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,让我们觉得这首诗不是八首诗的拼合,而是浑然一体的一首诗,这是因为作者抓住了人物的共性。这种共性,与其说是他们嗜酒豪饮,还不如说是他们作为士大夫阶层中的优秀分子,在酒酣之际展现出来的浪漫性格和惊人才华,让人们看到他们不仅是善饮的酒徒,而且是个性鲜明和才华出众的时代骄子。杜甫以传神的语言,把他们写进一首诗里,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群像图。在这幅图中,贺知章、汝阳王、左相、崔宗之、苏晋的姿态可以视为个性的展示,李白、张旭和焦遂的姿态则是才华的展现。在酒的刺激下,他们的个性和才华得到了突出的反映,让我们觉得这八个人的确是一个独特的群体,尽管他们并非互相认识。
  这群酒徒是同时代的人,他们展现的共性,既是古代士大夫阶层独有的精神风貌,也是盛唐那个时代特有的时代性格。如果不是士大夫阶层,他们肯定展现不出这样的姿态、个性与才华,即使有人想展现,也只会让人觉得那不过是酒鬼贪杯的失态而已,而不可能是士大夫阶层特有的洒脱不羁、豪放旷达的精神风貌。而这种精神之所以能出现,又跟盛唐这一特定的时代有关。盛唐是一个健康有活力的时代,它开放、开明,不仅允许甚至鼓励人们有个性,不像某些朝代那样以一种刻板的模式来要求人,只要有一点离经叛道就要加以扼杀。酒中八仙,身份各异:贺知章、汝阳王、左相三人是高官显贵,崔宗之、苏晋二人近乎风流名士,李白、张旭二人是有突出才华的文人,焦遂是布衣身份。这八个人的身份几乎包括了各个类型的士大夫,充分说明盛唐具有其他时代所没有的浪漫精神。这种时代精神不仅培养出了这样一群个性张扬的酒徒,而且对他们表现出足够的欣赏之情。李白在 《襄阳歌》 中写自己的醉态,也是出于一种欣赏甚至得意的心态:“落日欲没岘山西,倒著接蓠花下迷。襄阳小儿齐拍手,拦街争唱 《白铜鞮》。傍人借问笑何事,笑杀山翁醉似泥。”不难发现,盛唐对李白这样洒脱不羁的人是宽容的,是欣赏的,所谓的“傍人借问笑何事,笑杀山翁醉似泥”,绝对不是笑话、嘲笑,而是带有笑意在欣赏。李白之所以能自我欣赏,也是受到了环境的影响:周围的人越是欣赏他,李白也就越发地产生自我欣赏之情,越发地以一种陶醉的眼光来欣赏周围的一切。
  也许有人会觉得饮中八仙跟竹林七贤等魏晋名士很类似。他们都属于士大夫阶层,但他们产生在不同的时代,体现的是不同的时代性格。这种时代性增强了本诗的整体感。跟之前的魏晋相比,盛唐时代显得正常而健康,它培养的审美眼光也是健康的、正常的——它有个性,绝对不会千人一面;同时它是现实的,但绝对不世俗。魏晋名士的确有个性,但他们的很多言行太出格,或者矫情,有些则近乎颓废变态,如阮籍和他侄子们喝酒不用酒杯,而是放在槽里喝,与猪同饮;刘伶喝醉了酒,喜欢赤身裸体地睡在地上,说天地就是他的房屋,屋子就是他的衣裤,还反问别人为何进了他的裤中。这些言行都显得过火,不像 《饮中八仙歌》中的人物,再怎么有个性,但不做作,而是显示出一种自然之美。他们的浪漫不是表现为生活的变态,而是表现为超越世俗的快意洒脱。至于明清,因为专制程度渐渐加深,不大允许鲜明的个性出现,再加上明清文人太注重科举功 名,显 得 世俗,就更难产生像饮中八仙这样有个性而不世 俗 的 人 物了。徐渭、李贽都是有个性、有才华的人,但结局都很悲惨,与其说这是他们的性格造成的悲剧,还不如说是那个时代压抑、摧残个性的结果。试想,像贺知章、李白、张旭这样个性张扬的酒徒出现在明清那样的时代,结局应该不会太好。这说明,盛唐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健康的阶段,这个时代的士大夫也展现出它最为健康的精神面貌,这种精神是之前的魏晋和之后的明清所没有的,它植根于盛唐这个时代,也只属于这个时代。
  在描写这群浪漫甚至放纵的酒徒时,杜甫也是怀着一种欣赏的眼光来写的。这种眼光奠定了全诗统一的基调,也增强了本诗的整体感。杜甫毕竟是盛唐培养出来的诗人,他能欣赏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,而这首诗又写于他的早期,他受时代精神的熏陶,欣赏酒中八仙的醉态和醉态背后的盛世风流,并非不能理解的事情。在这个群体当中,李白无疑是最有个性的,也是最能代表盛唐时代的,所以杜甫在这首诗中,对李白的描写着墨最多。论才华,“李白一斗诗百篇”绝对不亚于张旭的草书;论个性,他出身布衣,但敢在在天子面前“自称臣是酒中仙”,这种狂放的姿态固然超过了布衣焦遂,也超过了贺知章、汝阳王、左相、崔宗之、苏晋等仕途中人。他的才华是这样的出众,个性是如此的耸动人心,当然会赢得时代的喝彩。杜甫似乎听到了时代的喝彩声,所以在描写这个群体的时候也忍不住为李白喝起彩来。(文学院 叶帮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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